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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,诗人陈年喜：那个进城的爆破工

诗人陈年喜：那个进城的爆破工

本文来源：时代周报 作者：黎广

当陈年喜回忆往事的时候，没人舍得去打断他。

这个一米八出头的陕西大汉，在人生前29年的时光里，生活在陕西丹凤的山沟，之后的16年，游荡在中国大地各个矿山，抱着风钻机，在大大小小的洞里打洞，爆破。再后来，他颈椎受损，不得不离开爆破的岗位。

陈年喜把矿洞涌出身体的情感写成了诗歌，后来获得了第一届桂冠工人诗人奖，参与了央视《朗读者》等节目录制，还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做诗歌交流。

今年，他出版了一本新书《陈年喜的诗》。5月末，他来到广州楠枫书院，和喜欢他诗歌的读者交流、见面。

在这之前，时代周报记者和陈年喜聊了一个下午。他的谈吐和经历本身就是诗歌，于是本文将以自述的方式，让陈年喜聊自己的人生和城里的生活。

“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”

我听力不好，右耳完全听不见，那是一场爆破导致的，爆破还带走了我一个叫王二的工友。（陈年喜在一首诗里说起过这事，并为王二写下诗句：那一天之后，他活得何其漫长。）

左耳也长期耳鸣，十年了吧。就是当年每天抱着个风钻机打孔，180多分贝，每天十几个小时，最重要是爆炸那一下，在封闭的巷道里，爆炸造成气流是很强烈的。

按标准，引线应该是200米，可按照矿上和爆破单位立的规矩，在安全范围里，就尽可能缩短一点：80米、50米起爆都干过，降噪效果就不理想。

那时候觉得自己年轻，干完一天爆破工作，回到工棚，大家说话都非常困难，都变成了失语之人。可睡一觉第二天又恢复了，所以觉得没事，什么都扛得住，也没有戴降噪设备的意识，充其量拿卫生纸捏个球塞在耳朵里，但好像也没什么用。

矿工的生活 时代周报记者 黎广/摄

不管是在矿里干爆破，还是变成了一个诗人，我觉得和童年、少年时期的生活是非常相关的，那时期决定一生。

1988年高中毕业以后，在家种地、放牛，但总是感觉特别饿，所以觉得种地很重要。到了1999年，结婚了，孩子出生了，就跟父母分家，孩子出生以后开支就大了，要买这买那的，就必须要出去打工，照顾家里。

我们也知道广东深圳和东莞打工的消息，非常熟悉。但我的人脉都在我家附近，我家附近到南方打工的人很少。所以，深圳、东莞的流水线对我而言是陌生的。

我熟悉的是秦岭南坡，我家附近的伏牛山，村里很多同龄或者比我年长一些的人，都去那儿的秦岭金矿打工。矿工比较自由，干20或者30天就能挣到一点钱回家。

后来我干爆破，一天能挣30块，我觉得比工厂还高。

到矿里的时候，是1999年冬天，家里穷得过年费都没有，孩子买一包奶粉都很困难。那一年干了26天，到腊月28，我挣了520块钱，好欣慰，从来没挣过这么多钱。

后来我就去学爆破，发现这个行当不是打洞这么简单。因为爆破是外包的，没活的时候，天天盘算哪个工程能不能接，开支和成本要计算，还要考虑岩石的成分。

当然做过很多无谓的事，就像投资失败一样。比如2007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矿区，井要钻300米，然后要在那个深度开一个7米高7米宽空间放设备。

那一趟真是惊天动地，打井要有风管和水管来降尘，可那会儿是零下25度，水留到洞口就冻住了，烧了开水也不行，想着就坚持一下吧，天气暖和就好了，可冬天要结束还要好几个月。

矿里给我们每个人发条毛巾，用来包脸。可谁都受不了，每天全身都是黑的，十几天以后，我们让家里给我们打了路费，坚决地走了。

在矿里干的那16年，我有带着书的习惯。有时候看完书下矿，抱着机器在地下好几个小时，机器的震动频率保持着不变，思绪就会到处乱飞，等到身体里快要装不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出了矿就会赶紧写下来，就像是一种释放。

陈年喜的诗《爱人》 图源：视频截图

那些东西后来变成了诗，因为写诗的时间成本比较低，真正把写作当做谋生的，是2015年我查出严重的颈椎病以后。

那年4月，医生说要在颈椎的第四、五、六节的地方植入一块金属固件，这个手术生死攸关，医生说不植入会瘫痪，植入的话可能会死，也可能会活下来。

当时医生拿出两款植入体，价格相差了两万七，爱人说：用最放心的，开了大半辈子矿，也就这么一点点用到自己身上。

我拨开大地的腹腔/取出过金银锡铁镍铜/我把它们从几千米的地下捕捞到地上/把这些不属于我的财宝/交给祖国和人民/一些副产我留下了/一点尘肺半身风湿痛——《内乡手记》

2020年春天，陈年喜被确诊为尘肺。

“下游一定生长着更美的芦苇”

手术以后我就离开了矿山。

不过十几年来，我在无数的岩石里打过孔，引爆的炸药可以用火车皮计算，这给了我丰富的地理经验，不光是力学，还有对岩石的判断，比如山峰下面岩石很硬，不同的硬度对布置炮位都很讲究，所以通常我们到了个新地方，会先打一个孔，通过钻孔的速度和钻头的磨损来判断山体的结构。

这些知识后来都进入了我的文学作品里，秦晓宇（诗歌评论家）看到我写的《炸裂志》，就找到我拍了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。

那是2015年我手术之后吧，后来我的书页出版了。

手术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，我开始进入了城市，那个我在矿里开采出来的金属所构建的城市。

在贵州旅游公司干过3年文案，后来又到北京皮村做义工，发现城市和我心目的城市不一样，所有的城市好像都差不多，城里人好像是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，城市面貌也好像没区别。

但可能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吧。

一辆车开进了矿洞，准备要拉矿 时代周报记者 黎广/摄

就好像人们对矿工这个群体很陌生，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但我对中国所有的矿都很熟悉，就知道每个矿，矿里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。

矿山不是单纯的爆破和采矿，它有很多基础后勤工作。从方方面面来看，我发现河南和山东这些地方的工友，他们比较惜命，主要选择后勤，比如做个机械修理，下山买菜或者开车这一类的工作。工资低，但相对安全。

四川人就刚好相反，我们陕西人都不敢做的事，他们敢，比如索道那种高空作业，像飞鸟一样给钢索打油，他们好像不怕干那种非常非常危险的工作。

所以我和四川的工友相处最久，他们性格豪爽，说什么就做什么。山西人也很有意思，他们生活特别简朴，每顿饭就是一个馒头加一个苹果。

我就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，所以我每次出去，都喜欢去看一看生活在当地的人，比如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，就会想当地人每天怎么生活的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为什么不搬迁，如何跟自然界和平共处，如何在贫瘠的生活里制造希望。

再比如我发现少数民族吹拉弹唱都很厉害，这是他们处理自己生命的一个方式。

这些经历是我写小说的优势。因为故事发生的场景，很多我都去过，这些地方的春夏秋冬，荣荣败败，这些都很了解。所以我当时写文学作品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吧，因为我人生有两面，一面就是面对，一面就是逃避，我靠文学作品逃到别人生活中。

在城市里，发现年轻人就往抖音里逃，往快手里逃——我儿子就往游戏里逃。

（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/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/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/我微小的亲人/远在商山脚下/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/我的中年裁下多少/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/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/他们是引信部分/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/我岩石一样 轰地炸裂一地——《炸裂志》）

“儿子，爸爸累了”

干爆破的时候，就一直想着能不能不干了，在矿脚开个小商店或者小餐馆也行。

后来成名了，又觉得自己这么写下去，所有的灵感会被掏空，可能我的一生，都是用身体面对，用心里逃避，也可能我就是个特别纠结的人。

所以我对自己定义就是写下这些大家不曾经历的生活，让人们愿意当个热闹去看看。

我觉得自己干得最好的还是爆破。

这几年我也在做另外一个事，就是把以前买过我书的人手里的书，签上名再寄回去给他们，发现买我书的几乎都是南方人。江浙、广东、上海的读者很多，北方很少。

比如前几天我到东莞、深圳，有种氛围依然还在。我想，是不是这些地方很多人的身份其实和我一样，都是打工人，所以容易引起共鸣，这我不确定。

矿工的生活 时代周报记者 黎广/摄

确定的是那些读者的感受是真挚的。而且我感觉发表工人文学作品，也是南方比较多，我想也不纯然是经济造成了南北差异。

包括我的书，如果放在我们县城最繁华的书店，三个月可能都卖不出一本，他们对书应该是有些实际的、功利的需求。

我以前干矿的时候，会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一个很简单的二元对立，比如只有穷与富，善与恶。这几年会觉得人还是很复杂，这也体现在我自己身上。

前几年在皮村做义工，在北京录电视节目的时候，我反而非常茫然，我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。我特别清楚自己不是那种歌星什么的，可以持续输出作品，我上节目就是挣一点钱，上完就上完了，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们这种红没用的。

那段时间，我在北京怀柔和六个大学生一起租房子，也观察北京看到那些年轻人的生活，早上一大早起来坐车去公司，一路还堵车，赶到公司就差那么几分钟，迟到了。中午随便点个外卖对付，也没办法回家午睡，趴在座子上就当休息了，晚上回到家又是八九点，工资看着挺高，但一年到头也剩不下钱。

可现在的城市不都是这样吗？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觉得自由很多。

我也幻想过老了怎么办，或许我可以去检矿泉水瓶子。没错，生存的压力还一直压着我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到时候他能不能撑起自己的家还是个未知数，更何况指望他来照顾我的晚年？

陈年喜在楠枫书院 时代周报记者 黎广/摄

总之我就是没有安全感。现在靠版税能让生活变得好一些。但也有另一个问题，生活变好之后好像写不动了。

于是我就想起自己的孩子，孩子在西安读大学，学工程造价，有点子承父业的感觉，我心里也百感交集，我希望他做个很自由的职业，或者回家开个网店卖点土特产，这样可能在老家挣个三五千，其实也能生活。可马上要到的暑假，他想去当个保安。

这时候我又想，要是没得病多好。我很多同龄人，都做了师傅，不用频繁地到一线了。我们这些爆破工为啥会被老板器重，原因就是在一个矿里，我们知道往哪边打有可能找得到矿，虽然老板会带一个技术员在身边，但他们经验还没有我们丰富，差远了，他们在山上盲目找其实是找不到的。

但我真的离开了。没有留恋，唯一留恋的是曾经走过的山川地理。

（儿子/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/你在离家二十里的中学/我在两千里外的荒山/儿子/爸爸累了/一步只走三寸/三寸就是一年/儿子/用你精确无误的数学算算/爸爸还能够走多远/儿子/你清澈的眼波/看穿文字和数字/看穿金刚变形的伎俩/但还看不清那些人间的实景/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/又怕你真的看清——《儿子》）